【摘 要】技术霸权已成为主要西方发达国家的战略选择，某种程度上已明显上升为国家意志。技术霸权是美国一以贯之的战略，其技术霸权是由多部门联动发起的全政府战略，具体的技术霸权手段主要包括贸易保护和技术壁垒策略、经济制裁和司法干预策略、限制交流与技术封锁策略、政策胁迫与技术联盟策略。但在全球大变局时代，技术霸权既力不从心，又削弱了美国的超级权力，导致竞争力下降、供应链扭曲、软实力滑坡和联盟体系弱化，并进而弱化其霸权地位。技术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强大力量，但其作用基于开放性。大国应约束本能的、不自觉的技术霸权思维和冲动，继续在科技和教育方面保持开放合作，共同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
【关键词】 技术霸权 超级权力 中美贸易摩擦 技术壁垒 供应链
【作者简介】蔡翠红，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教授、博导。主要研究方向为中美关系、信息安全战略、网络空间治理、网络政治与国际关系。主要著作有《中美关系中的网络政治研究》、《网络时代的政治发展研究》、《美国国家信息安全战略》、《信息网络与国际政治》等。
什么是技术霸权？
技术霸权这一概念可以从多种角度理解。从国际技术市场的本意而言，技术霸权是指技术霸权国为了获取霸权利益，综合利用各种政治、经济、军事与技术实力强行在整个市场中推行自己的原则和意志。从国际关系角度而言，技术霸权是具有技术领先地位的国家和地区凭借技术力量比较优势在国际关系中所处的一种支配“地位”或非均衡“状态”。从政策措施角度看，技术霸权指技术霸权国为了在技术领域保持霸权地位的政治、经济、外交等综合措施。
美国技术霸权的策略有哪些？
技术霸权已成为主要西方发达国家的战略选择，某种程度上已明显上升为国家意志。对美国而言，技术霸权已内化为一种政治文化习惯、政治正确规范与战略政策指引。特朗普政府秉持“美国优先”的内政外交理念，更使得强化技术霸权成为一种必然选择。美国技术霸权是由多部门联动发起的全政府战略，具体的技术霸权手段主要包括：
实施贸易保护、构建技术壁垒，在源头上阻止正常的技术交流；
经济制裁和司法干预，对已经发生的技术交流进行经济或法律惩处；
对特定国家实行人员交流的限制和特定技术产品的封锁，从更广泛的层面上防止竞争对手的赶超；
运用外交手段维护技术霸权，包括向外国政府施加压力，建立技术禁运和管制的国际联盟等。
在全球大变局时代，追求技术霸权和维持超级权力能否并行不悖？
技术霸权已经不适应时代发展。对霸权的过度追求反而会削弱霸权，对技术的过分封锁、限制和垄断会削弱超级权力的强制性及合法性基础，不仅代表硬实力的竞争力和创造力可能会因此下降，作为超级权力的经济环境之一的全球供应链受损，市场活力和市场份额难保，而且作为合法性源泉的信任和软实力滑坡，同时超级权力的技术联盟支撑也可能被弱化甚至瓦解。具体表现为：
1. 多极化世界中的竞争力下降。
① 技术霸权的一些政策会导致别国采取针对性政策，反而会使本国企业无法获得公平竞争机会；
② 技术霸权中对人员交流的限制，在一定程度上会使自己失去创新的后发动力，从而导致竞争力相对下降；
③ 一国技术霸权会刺激别的国家在技术创新投入方面更加专注和执着，从而可能更快取得重大技术突破，使得原先的技术霸权国的超级权力下降。
2. 全球化经济中的供应链扭曲。
① 技术霸权会损害基于流通性的全球供应链，损害美国同样依赖的全球商业环境；
② 技术霸权导致的供应链扭曲会伤害美国自身的经济和民生；
③ 技术霸权导致的供应链扭曲可能会使美国的国防供应链受到报复并影响国家安全。
3. 信息化社会中的软实力滑坡。从当前美国的技术霸权看，至少从三个方面对美国软实力造成了负面影响：
① 技术霸权对自由市场和自由贸易规则的破坏。美国目前推行的技术霸权策略正在侵蚀美国所领导和推行的自由市场经济和自由国际贸易规则；
② 技术霸权背后所体现的对美国科技实力的不够自信；
③ 技术霸权策略体现对美国传统价值观的背离。
4. 多样化文化中的联盟体系弱化。从技术霸权角度看，美国的联盟体系弱化至少有如下三个方面原因：
① 多样化文化中的战略思维和认知差异；
② 技术霸权导致原先盟友体系共同的价值观基础弱化；
③ 全球大变革时代的多样化目标和利益分层。
美国的技术霸权是怎么形成的？
制度惯性。一方面是因为美国在权力和影响力下降的新现实面前不愿调整心态，即仍然保持对于世界霸权的迷恋心态；另一方面，这种思维还来自于美国对国家关系的基本认知，即敌对式共存认知。
美国国内各部门利益的博弈。参与美国技术霸权战略的部门很多，各个部门都有自己的利益。
当政者个人性格和处事风格影响。特朗普政府时期的技术霸权倾向更加明确，这和特朗普的个人性格和商人本质分不开。
美国的技术霸权还源自其历史文化。美国是“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完全生活在被20世纪的技术控制下的文化中的国家”。
技术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强大力量，但其作用基于开放性。大国应约束本能的、不自觉的技术霸权思维和冲动，继续在科技和教育方面保持开放合作，共同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
全文如下
人类社会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深入发展，而一些国家对技术霸权的偏爱和追求为变革进程添加了诸多不确定性。特朗普政府视技术领域的国际竞争为国家安全威胁，采取多种极限施压手段，打压外国高科技企业。2018年3月，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布一份针对中国工业与科技发展规划的“301调查报告”，并以此为据启动对华贸易战的序幕。2019年5月，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认为一些外国企业的电信设备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并援引国家紧急状态法，禁止美国企业购买或使用这些企业生产的电信设备。这突出展示了美国从市场主导的技术竞争向国家控制的技术霸权的彻底转向。那么，随着以技术为中心的国家战略成为主要西方发达国家的选择，技术创新与技术合作将面临哪些挑战？追求技术霸权和维持超级权力能否并行不悖？笔者试图以美国为例，对全球大变局时代的技术霸权与超级权力的逻辑关系进行分析。
概念解析
技术霸权（Technology Hegemony）这一概念可以从多种角度理解。从国际技术市场的本意而言，技术霸权是指技术霸权国为了获取霸权利益，综合利用各种政治、经济、军事与技术实力强行在整个市场中推行自己的原则和意志。从国际关系角度而言，技术霸权是具有技术领先地位的国家和地区凭借技术力量比较优势在国际关系中所处的一种支配“地位”或非均衡“状态”。技术霸权思想也被称为“技术霸权主义”“技术民族主义”或“技术沙文主义”。拥有这种“地位”或“状态”的国家就是技术霸权国家。从政策措施角度看，技术霸权指技术霸权国为了在技术领域保持霸权地位的政治、经济、外交等综合措施。这些策略不仅包括常规的持续创新、战略技术发展的政府干预、军用与民用技术共享，而且包括对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进行严格的技术输出控制的各种立法、行政和司法措施；此外，也包括对行业标准体系的垄断等手段。
需要说明的是，技术霸权不等于技术垄断。本质上，技术霸权是技术垄断的一种特殊形式，技术垄断上升为国家意志便成为技术霸权，技术垄断在跨国界的竞争中演变成技术霸权并从而带有剥削和压迫的性质。从行为主体看，技术霸权关系中的行为体是国家，而技术垄断关系中的行为体更多是指企业。从这个意义上讲，在一个国家范围内并不存在技术霸权。从保护对象看，技术垄断一般是指在一定时间和空间范围内完全占有已经研制成功的技术，而技术霸权还包括对正在研究过程中尚未成功的技术进行排他性保护。从手段与目标看，技术垄断主要是利用先进的技术和人才优势，通过控制某种稀缺技术资源来获得超额垄断利润。而技术霸权则主要是为了战略利益，手段和途径不仅包括常规的技术垄断手段，而且涵盖各种政策手段，甚至可以说，技术霸权最大程度上源于政治霸权的影响。
超级权力则指超级大国的权力基础，本文则主要指霸权国的权力基础。与霸权概念比较，超级权力是中性词，而霸权在特定情况下带有贬义解释。超级权力和技术霸权有着深刻联系。超级权力既有硬实力保障的强制性基础，也有软实力保障的合法性基础。从硬实力看，一方面，技术霸权的目的是经济霸权和军事霸权，同时技术霸权又是构建经济霸权与军事霸权的基础；另一方面，技术霸权还有提高软权力的目的。软权力在建立国际新秩序中的作用并不逊于硬权力，从设立标准制度，到提供公共产品，再到影响公共舆论，技术优势都对霸权合法性产生了巨大而积极的影响。技术和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利益紧密相关，技术从根本上决定了国与国之间的能力差别，并由此形成了当前的国际秩序。
历史上超级权力的确与技术霸权高度关联。甚至可以说，当前的世界秩序在一定程度上是以技术为中心的，而且世界秩序以科学技术为核心而重新组合的趋势也日益凸显。技术是推动社会变迁的主要动力，也是国际政治霸权的关键支撑。前几次科技革命的领导者基本就是当时的霸权国。如英国借助先进海上技术成为殖民地最多的世界霸主，美国也是借助其引领的新科技革命才登上了如今的霸权宝座。
对超级权力产生影响的技术霸权主要在战略技术领域。当代的高技术产业是战略技术密集的产业。战略技术是指对政府而言具有一定战略意义的技术。战略技术不仅研发周期长，而且往往有高风险并需要巨额投资。特朗普政府在2019年颁布的《美国主导未来产业》战略规划中，将人工智能、先进制造业、量子信息科学和第五代移动通信视为决定美国高端产业未来命运的四大领域。而其中第五代移动通信即5G由于中美争端更加引人注目。杰富瑞投资银行发表报告指出，美国加征关税的深层次目的其实是防止中国崛起为5G技术发展的领军者。为了确保美国在5G产业及其市场应用上的主导地位，特朗普政府还连续签署了多项总统行政命令。
以美国为例看技术霸权之策略
技术霸权是技术创新与技术合作的巨大挑战。对美国而言，技术霸权已内化为一种政治文化习惯、政治正确规范与战略政策指引。特朗普政府秉持“美国优先”的内政外交理念，更使得强化技术霸权成为一种必然选择。对于崛起大国和潜在竞争对手，美国没有坚持新教徒们信奉的例外主义，而是陷入一种“技术陷阱”，想方设法维持美国的技术霸权。对技术霸权的追求已渗透到美国各领域战略和政策的各个环节，通过知识产权保护、高技术出口管制、增加贸易中的技术壁垒、签证限制、反间谍措施以及技术联盟等加以表现。
鼓励持续技术创新策略是美国垄断战略技术的重要策略，该策略通过持续不断进行改进型或替代型创新来保持技术领先和产业竞争优势。一是，对战略性高新科技，政府通过战略计划和资金支持等直接干预来促进发展。颁布国家战略技术发展计划是政府直接干预战略技术发展的重要手段，体现了国家意志，不仅有稳固的法律制度与雄厚的政府资金保障，而且还可以有效集中国家资源。例如，为应对人工智能领域全球竞争态势，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了《维护美国人工智能领导力》行政命令，国防部发布了《人工智能战略概要》，同时，增加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预算，由联邦财政支持大学、企业和研究机构进行尖端技术研发等。二是，美国政府采取各种措施促进中小企业的创新发展。中小企业是美国经济重要支柱，从数量上看，美国企业总数的99%左右都是中小企业，从就业人数看，中小企业占私营企业总就业人数的50%以上，从创新能力看，中小企业也有很强的优势，如创新效益高、创新速度快。美国联邦中小企业局推出“小企业技术转移资助计划”和“小企业创新研究资助计划”，为中小企业提供资金支持、技术援助、政府采购、紧急救助、市场开拓等全方位、专业化服务。此外，美国还通过军用与民用技术共享策略促进其技术霸权。克林顿政府曾在国防采购方面推动改革，鼓励军用与民用技术共享，从而建立国防和商业的共同工业基础。与此同时，美国政府还采取各种策略，防止外国竞争对手对其技术霸权形成挑战。
贸易保护和技术壁垒策略。实施贸易保护、构建技术壁垒是美国维持技术霸权的重要策略之一。美国政府一方面，宣称支持自由贸易和公平贸易；另一方面，又双向运用各种技术保护和壁垒措施，借助各种缘由阻挡相关技术产品的进口和出口，目的是维护本国关键技术领域的垄断地位和高新技术企业的竞争优势。
贸易保护是指采取关税壁垒（即征收高额进口关税）和非关税壁垒措施（如采取进口许可证制、进口配额制、向本国商品提供各种优惠等）以限制外国商品自由进口并保护本国商品在国内和国际市场的竞争力。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是制定和调整美国国际贸易及与贸易相关的投资、知识产权等政策的核心机构，承担着利益协调、政策制定和国际谈判的功能。中美贸易战的表面问题似乎是集中在关税方面，但实质针对的是知识产权问题和技术转让。2018年3月，依据贸易代表办公室执行了一项“301调查：中国有关技术转让、知识产权和创新的法律、政策和做法”，美国总统特朗普据此签署备忘录，决定将限制中国企业对美投资并购并对从中国进口商品大规模征收关税。该份301报告涉及对中国的三方面指责都与技术相关，一是指责中国强制进行技术转让，认为中国通过投资限制、合规审查强迫在华投资企业签署不利合约，削弱了美国企业的知识产权价值。二是指责中国海外投资很多由政府主导，目的是提升中国的科技、制造业、军事等领域的竞争力。三是指责中国通过网络入侵窃取美国重要的技术情报和商业秘密。美国制裁清单上所列的中国产品，恰好也大都是美国企业最具全球竞争力的产品。因此，美国打压中国的高技术发展从而遏制中国崛起的战略意图非常明显。
技术壁垒则是指通过建立技术标准、认证制度甚至颁布法令、条例、规定等方式提高对进口商品的技术要求，最终目标是维护和巩固技术霸权。2019年5月，美国商务部工业安全局宣布将把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及其附属公司添加到一份管制实体名单，全面阻止华为进入美国市场，并禁止美国公司向华为销售产品，切断了华为与美国的业务。将华为列入实体清单的依据是美国《出口管理条例》，由于该条例的限制范围包括了在美国以外的交易，亦即“区域外适用”，如果依据当时市场价格，美国企业的零部件和软件含量在25％以上，相关交易也成为被管制对象，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华为的全球供应链。除打压华为、中兴等电信设备龙头企业之外，实体清单还涉及对中国5G产业发展带来很大影响的多家微波射频中国企业。这一举措无疑是主要针对压制中国5G等战略技术发展，从而获得自身优势的技术霸权策略。
经济制裁和司法干预策略。针对敌对国家企业和潜在竞争对手实施经济制裁，对外国实体和个人实行长臂司法管辖是美国维系技术霸权的重要政策工具。如果说贸易政策和壁垒是在源头上阻止正常的技术交流，经济制裁和司法干预则是对已经发生的技术交流进行经济或法律惩处。
经济制裁是一种惩罚性措施，指一国或数国对破坏国际义务、条约和协定的国家进行强制性惩罚。经济制裁是深受美国决策者青睐的外交工具。从财政与金融角度看，经济制裁通过对违背经济法规的单位或个人给予经济惩罚，影响被制裁者的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运行。金融制裁是美国政府实行经济制裁的主要形式，这是基于美国拥有的两个核心力量，一是作为全球最重要的融资货币和贸易货币的美元。二是由美国所控制的全球跨境支付体系，它是美国能够实现基于美元的跨境支付通道。2004年，美国财政部成立“恐怖主义和金融情报办公室”及其下属“海外资产控制办公室”，定期更新包括个人、公司和其他实体的“特别指定国民和人员封锁清单”，对拥有或控制与被制裁国和恐怖分子等相关的资金及资金往来进行制裁。经济制裁的重点是打击恐怖主义，但也会以国家安全名义打压竞争对手的高科技企业，从而提高自身竞争力和技术霸权。早在2016年，美国财政部即以违反制裁禁令为由向华为公司发出行政传票，2017年初，美国财政部下属海外资产控制办公室认为华为向伊朗出口含有美国技术的产品，违反了美国对伊朗的制裁禁令。可以看出，美国财政部的金融制裁与商务部将华为纳入贸易限制实体清单是联合实施的，其目的是削减甚至切断华为与美国企业和美元的相关业务。
美国政府非常擅长利用其复杂完备的法律体系来干预贸易经济活动，利用调查、起诉、拘留、逮捕等各种法律手段，阻止竞争对手获取美国企业的关键技术和产品，阻断竞争对手研发、生产和销售链条，从而达到维持其技术霸权的目的。除特别301条款之外，337调查、WTO框架下《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经济间谍法》《计算机安全法》都是美国政府惯常用以限制和打压竞争对手的法律工具。近年来，美国司法部提起针对中兴和华为的诉讼，一定程度上达到了将中美间技术竞争置于美国国内法律管辖之下的效果。中兴通讯与美国司法部达成替代和解协议，支付巨额罚款，暂时避免了制裁。2017年联邦调查局调查华为是否违反美国对伊朗的制裁禁令，2019年1月，美国司法部对华为提出23项刑事起诉，并要求加拿大引渡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可见针对华为的打压是全面和全球性的，目的是彻底消除华为对美国技术霸权的重大挑战。
限制交流与技术封锁策略。对特定国家实行人员交流的限制和特定技术产品的封锁，是美国维护技术霸权的长期策略。如果说前述两种策略是技术霸权的直接表现，是对技术产品和其载体的措施，那么限制交流和技术封锁则是更进一层，从更广泛的层面上防止竞争对手的赶超。
在限制交流方面，可以看到美国对中美在技术领域的合作倡议进行评估，对中国留学生和学者签证的收紧，对敏感技术人员交流的限制和警惕，甚至扩大到对整个中国留学生群体和访学人员的怀疑。美中经济安全审查委员会在限制交流与技术封锁策略中起了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尽管具体政策的执行还有各功能部门和具体机构。成立于2001年中国入世背景下的美中经济安全审查委员会是美国处理与中国关系的一个中央处理器。该委员会每年提交一份给国会的报告，向国会提出建议，促使国会要求各联邦部门调查中美关系中的经济和安全议题。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的报告非常明显地体现了对中国技术发展、经济发展的警惕和敌视，如2018年4月的一份报告称中国政府“可能支持某些企业进行商业间谍活动”，点名中兴、华为、联想三家中国企业，渲染所谓“经济间谍”行为，建议在5G、通信和物联网等技术领域全面压制中国。
技术封锁的根本思维是对可能形成自身技术垄断地位威胁的国家进行阻隔，延缓别国技术进步速度，加强别国对美国技术的依赖性，从而保障自身技术霸权地位和相应的战略利益。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和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是美国技术封锁策略的重要执行机构，实施对各种技术合作科研项目的审查，以及限制美国企业和外国企业技术和生产加工环节的合作，防止他国通过投资和并购的方式获得美国企业的尖端技术，这是许多中国企业并购海外企业受阻案例的背后真正原因。在美国外资并购国家安全审查法律的实施中，如涉及到国家安全相关问题，相关企业有义务通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审查模式主要涉及启动阶段、审查阶段、调查阶段和最终的决定阶段等四个程序。与此同时，在接受国家安全审查的过程中，海外并购相关企业还有义务向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申报并提交必要的信息。此外，针对金融、通讯、航空、海运等涉及国家基本安全的特殊领域，美国还另有特别的法律和安全审查制度。
政策胁迫与技术联盟策略。美国政府还积极运用外交手段维护技术霸权，包括向外国政府施加压力，建立技术禁运和管制的国际联盟等。美国政府认识到，在全球化时代仅凭一己之力很难实现技术霸权，必须要借助国际盟友和国际条约的力量，以寻求对本国战略技术的国际保护。
技术联盟本是企业间通过密切的技术合作和排他性技术壁垒达成的一种联合形式，目的是联合控制技术的发展方向与速度从而共同维持竞争优势，手段包括确定技术路径、控制主流技术标准、实施专利保护等。1986年以来，世界上大约建立了近3000个技术联盟，这些技术联盟涉及计算机软件技术、硬件、通讯技术、工业自动化、微电子和数字技术等方面，大部分成立于美国公司之间以及美国公司与欧洲企业联盟之间。美国政府积极推动其企业创建和主导各种技术联盟，借助多个国家和跨国企业的联合力量，共同构建一堵高墙，实现对军事和产业核心技术更大范围的管控，从而实现对竞争对手的打压和其自身对战略技术的控制。
冷战结束后，美国主导在原西方阵营国家之间签订了一个《瓦森纳协定》，旨在对常规武器和两用物品及技术出口进行控制。《瓦森纳协定》包含两份控制清单，一份是军品清单，一份是军民两用商品和技术清单，输出控制对象国主要是社会主义国家和中东地区国家。美国倾向于把这种管控作为对外政策的重要工具。《瓦森纳协定》第三类电子设备中的模拟芯片、射频芯片等一直是国外对中国禁运的物项。2000年6月，欧盟理事会通过的“1334号法令”是欧盟对华高科技出口管制的主要指导性文件，与《瓦森纳协定》清单大体一致，这份清单详细列举了军民两用品和技术清单以及武器清单。西方国家这种技术联盟策略，最终目的是把中国排除在“核心技术俱乐部”之外，防止中国获得经济崛起的技术支撑。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中国的发展，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技术联盟对华出口限制的目的正在发生变化，即从主要针对军事技术和产品扩展到了军事与高科技并重。早先对华出口限制富有冷战色彩，主要针对的是军事技术和产品，目的是为了遏制中国军力发展。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西方国家逐渐转向从国家战略竞争层面来看待对华出口限制，如严密控制那些处于产业链前端的关键技术和核心技术，希望通过各种管制手段来确保领先地位。这种对华高科技封锁将随着中国与西方的技术差距的日渐缩小而变得越来越严峻。当前美国对中国高科技企业的打压态势和复合策略运用更加印证了美国根深蒂固的技术霸权思维。
技术霸权与超级权力的悖论
技术霸权与超级权力的悖论是指技术霸权的目标与结果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在全球大变革时代越发显著。回顾冷战时期的苏联和美国，两者之间几乎没有贸易，整个国际社会也几乎没有相互接触。如今，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趋势不可逆转。技术霸权的目标是加强霸权国的权力基础即超级权力。然而，事实证明，在全球大变革时代，对霸权的过度追求反而会削弱霸权，对技术的过分封锁、限制和垄断会削弱超级权力的强制性及合法性基础，不仅代表硬实力的竞争力和创造力可能会因此下降，作为超级权力的经济环境之一的全球供应链受损，市场活力和市场份额难保，而且作为合法性源泉的信任和软实力滑坡，同时超级权力的技术联盟支撑也可能被弱化甚至瓦解。
多极化世界中的竞争力下降。技术霸权策略的目的之一是为了增强本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从而加强霸权的权力基础即本文所说的超级权力。但是纵观历史和现实，技术霸权的结果可能事与愿违，它反而会导致多极化世界中的竞争力下降，从而导致超级权力的相对弱化。
首先，技术霸权的一些政策会导致别国采取针对性政策，反而会使本国企业无法获得公平竞争机会。如果最终美国一意孤行，继续选择对中国的高科技公司全力围堵，中国不会袖手旁观，摩擦必将升级。此轮中美贸易争端中的中方所被迫采取的关税和其他应对措施就是一个典型案例。另一案例是美国对俄罗斯的制裁所遭受的金融与经济反制裁措施。俄罗斯财政部长2018年8月曾表示，俄罗斯将继续减持美国国债以应对制裁。针对美国的电子产品禁运，俄罗斯联邦委员会官员则表示，俄罗斯将转从中国等第三国采购电子设备和军民两用配件。
其次，技术霸权中对人员交流的限制，在一定程度上会使自己失去创新的后发动力，从而导致竞争力相对下降。科学是最国际化的人类事业之一，它应变得日益全球化和合作化。限制科研人员对外交流就等于失去了直接的外来竞争对手，失去了外来压力，也因而等于失去了创新动力。2019年5月，美国埃默里大学突然关闭一实验室，解雇实验室负责人李晓江和李世华教授夫妇，同时解雇该实验室部分中国雇员。这一举动无疑会中断该实验室的长期研究，不仅会损害在美华裔科学家的信心，而且也可能在更广层面上阻碍相关技术的进步，使相关技术创新可能流向海外。同时，限制向中国科学与工程技术留学生发放签证之举只会加剧这种危险。美国原助理国防部长、美中政策基金会创始人傅立民（Charles Freeman）指出，美国政府对中美两国之间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方面劳动力的合作加以阻挠，这种做法可能使美国遭受更加严重的伤害。美国与中国科学家不再接触，同时，美国研究机构中国人数量的减少，只会进一步阻碍美国的科学进步。
最后，一国技术霸权会刺激别的国家在技术创新投入方面更加专注和执着，从而可能更快取得重大技术突破，使得原先的技术霸权国的超级权力下降。上世纪70～80年代，美国根据国家安全的借口对日本半导体产业进行打压，但最终结果并不是美国自身的半导体产业更加强大，反而是韩国等地的半导体产业异军突起。在这一轮以技术为中心的中美经贸摩擦也可能帮助中国科技创新的步伐。美国《华盛顿邮报》网站发表文章称，美国对华为开战将有助于中国结束对西方技术的依赖。目前最好的技术、芯片和其他部件都来自美国及其盟友，由高通、英特尔、安谋科技等西方公司主导。中国仍然依赖外国（主要是美国）的技术。根据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一份报告，目前中国使用的半导体中，只有16%是在国内生产的，而且只有一半是由中国企业生产的。特朗普政府将华为列入黑名单，很可能在这一行业中激发新的竞争对手，促使中国加倍努力缩小相关的关键技术差距。“如果美国长期封锁中国半导体产业，将激励中国引领另一个生态系统，而这将对美国半导体产业长期不利。”这种预测虽然在多变的国际环境中也不一定真正会实现，但是考虑到中国的综合实力发展趋势，也的确反映了一种可能性。
全球化经济中的供应链扭曲。对全球供应链的控制也是技术霸权的目标之一。谁控制了从低端到高端的供应链，谁就控制了全球产业结构。产业结构决定了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并进而决定着国家安全。因此，对供应链的竞争也是大国竞争的核心内容。然而，全球化时代的最主要特征是从国内分工走向全球分工，资本实现了全球双向流动，同时，各个国家因为全球供应链的存在而成为相互依赖的利益共同体。试图对供应链的控制不仅会使全球供应链扭曲，而且同样会对技术霸权国本身造成巨大的损失，可能加速美国经济衰退，并进而侵蚀其超级权力。
首先，技术霸权会损害基于流通性的全球供应链，损害美国同样依赖的全球商业环境。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展，供应链越来越长，分工越来越细，各经济体已经形成了稳定的利益共同体。无论是公司还是国家，都不可能单独拥有完整的产业链。全球化商业合作关系的本质是供应链协同：表面看，华为是手机或者电信设备的生产商，事实上华为还通过其产品组织链接了许多上下游企业。华为的背后是相互依赖的复杂供应链，其中包括诸多美国企业。一方面，美国发动的技术霸权策略势必损害多边贸易体制权威，冲击长期稳定运作的全球供应链，损伤企业间基于契约的信任与合作，弱化基于竞争力和性价比的专业分工关系；另一方面，如果供应链被任意阻断，信任消失，各国将开始发展各自的体系，不仅会使产品和服务质量更差或费用更高，而且可能导致相关技术在兼容性方面的危机，从而人为增加全球贸易的流通成本和供应链成本，造成规模经济放缓和交易成本上升，全球资源无法实现最佳配置，影响供应链的稳定和安全，从而威胁全球经济增长。
其次，技术霸权导致的供应链扭曲会伤害美国自身的经济和民生。全球供应链的客观要求是减少贸易和投资障碍，特朗普实施的技术霸权政策将扰乱美国制造业的全球供应链，最终伤害美国经济自身。一是提高美国企业生产成本。短期来看，如果美国拒绝中国制造的通讯电子设备，在难以找到合适的替代供应商情况下只能承担加征关税的成本，因为许多美国制造商依赖中国的原材料和中间品，中美制造业相互依存度很高。长期来看，供应商转移生产也需要时间，同样会产生更高成本并减少收入，并进而降低美国企业的价格竞争力和技术研发投资能力。二是影响美国经济增长。在当今高度关联的全球经济体系下，限制技术转让、阻止技术出口的技术冷战思维肯定会影响损害美国经济。尽管制造业在美国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份额很小，但该行业对全球需求的变化高度敏感，这使之成为美国经济的风向标。穆迪分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马克·赞迪（Mark Zandi）通过电脑模型分析了可能导致美国经济衰退的因素，他认为首要风险是美国挑起的贸易战。三是影响美国民生。对华为的打压意味着美国消费者的电子信息产品价格可能会上涨。限制华为也同时意味着美国普通民众及农村地区的中小电信商被迫购买非华为设备，这将增加民生成本。代表中小电信商的美国“农村无线网络协会（RAW）”曾向美国政府写信称，由于华为设备价廉物美，上述企业已经产生依赖，如果美国政府执意要求更换供应商，需要提供补助。此外，高成本也可能导致美国农村地区的5G发展进程迟缓。
最后，技术霸权导致的供应链扭曲可能会使美国的国防供应链受到报复并影响国家安全。美国向来非常重视供应链的安全，不仅清楚供应链在经济发展中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而且清楚供应链对于国防安全的重要性。2005年后，美国的供应链政策目的逐渐转向维护国家安全。2012年《全球供应链安全国家战略》的发布是美国将供应链政策上升到国家战略的标志，该战略明确指出，全球供应链系统无论对美国经济还是安全都是“至关重要的资产”。美国政府还设立了全球首个供应链竞争力委员会以维护其全球供应链安全。美国的目标很明确：必须确保美国控制和引领全球产业链。然而，全球大变革时代的技术霸权可能导致其国防工业供应链受到牵连。美国国会报告表明，美国工业需要的战略矿物和关键矿物进口依存度很高，其中有矿物主要由中国提供。也就是说，美国国防工业基础依赖于全球一体化的供应链。如果缺乏全产业链的支撑，长远来看将严重威胁美国军工企业的发展，并进而冲击美国的全球霸主地位。
信息化社会中的软实力滑坡。美国当前的技术霸权合并特朗普政府的美国优先政策，本意是提高美国的超级权力和霸权，然而却可能造成其软实力的滑坡，进而侵蚀其超级权力和霸权基础，尤其是借助信息化的传播力量，这种效应会更加明显。软实力是美国霸权极其重要的构成要素。历史上的霸权之所以衰落和瓦解，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主要依靠硬实力来征服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而光靠硬实力必将招致持续不断的反抗。因此，美国吸取了历史经验教训，除了同样用“硬”实力这根大棒进行威慑以外，还在世界范围内建立了以“软”实力为特征的新霸权主义。因而，相比美国仍然强健的经济实力和无可匹敌的军事力量，软实力的衰退对于美国霸权和超级权力的影响更加值得关注。
软权力是一种通过吸引力、同化力、感召力和动员力等让他人做你想做的事情而获得预期结果的能力。软实力的具体构成要素并没有统一的认知。约瑟夫·奈（Joseph Nye）认为，软实力“来源于一个国家的文化、政治理念和政策”。美国著名调查机构皮尤研究中心曾根据一项对16个国家的民意调查将美国软实力资源归结为科学技术、电影电视、民主价值观、贸易方式以及美国观念与习俗。而涉及43个国家的另一项民意调查也表明，美国最好的软实力是科学技术，而不是好莱坞，因为79%受访者认为最吸引他们的是美国领先于世界的科学技术。也就是说，不断发展的科学技术优势是美国霸权合法性的核心源泉。同样，提高软实力的策略工具也没有定论。美国国务院原官员曾指出，发展与对外援助、贸易与私人环节投资、全球伙伴关系、公民能力以及灵活性是美国获取巧实力的主要工具。另外有学者则认为，美国采取的是控制世界经济和贸易规则制订、掌握高新科技发展的主导权和扩展美国式价值观“三位一体”的软实力霸权政策。
根据上述“三位一体”的软实力政策，从当前美国的技术霸权看，至少从三个方面对美国软实力造成了负面影响：第一，技术霸权对自由市场和自由贸易规则的破坏。美国目前推行的技术霸权策略正在侵蚀美国所领导和推行的自由市场经济和自由国际贸易规则。时任美国总统小布什曾指出：“自由市场和自由贸易是我们国家安全战略的关键优先事项。”“自由贸易的概念在成为经济支柱之前就成为道德原则。”然而，在当前的技术霸权中的技术壁垒、司法干预等策略使得供需方不能根据性价比自由选择所需产品，经济问题被政治化和安全化，自由贸易规则受到严重侵蚀，美国的国家形象和软实力也因此滑坡。
第二，技术霸权背后所体现的对美国科技实力的不够自信。如前面所言，美国最好的软实力就是其领先于世界的科学技术。从科教实力来看，无论是在信息技术、航天航空领域，还是生物工程领域，美国依然走在世界的前列，且优势明显。但是，对华为等中国企业的禁令说明美国日益对崛起中国的科技发展感到压力，这种压力的另一面则是对自身的不自信，不仅是对科技竞争本身的不自信，而且同时也隐含了对美国模式吸引力下降的担忧，因为这意味着不同于美国的社会模式下也同样可能发生先进科技创新。
第三，技术霸权策略体现对美国传统价值观的背离。约瑟夫·奈在《美国权力的自相矛盾：为什么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不能独行其事》一书中指出：不管一个国家多么强大，仅仅凭自己的力量都无法应付世界上的所有问题。约瑟夫·奈指出，如果一个国家的文化、民主和人权的理想及理念具有吸引力，它所采取的政策不是以自我为中心，而是对他国也有利，这些都构成它的软实力。然而，美国的技术霸权策略显然是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做法，这不仅会伤害投资者对美国市场的信心，也会伤害其信誉及软实力。此外，技术霸权的策略中所体现的限制科技交流、收紧签证、辞退华裔科研人员等做法严重背离美国传统价值观。美国是号称“大熔炉”的移民国家，这种多种族特性造就了美国独特的价值观和制度，包括向全世界网罗精英人才的科技创新体制。然而，当前技术霸权所体现的是另一景象。
多样化文化中的联盟体系弱化。美国的技术霸权以及背后的“美国优先”思维还会弱化其联盟体系，从而侵蚀其超级权力和霸权基础。美国的超级权力还来自于其广泛的遍布全球的联盟体系。美国的盟友既包含有共同文化、信仰的血亲，也包含具有共同价值观念的友邦，当然也包括唯有利益作为准绳的国家行为体。美国在欧洲、亚太都有着坚实的盟友体系，如北约盟友体系、在南亚与印度的盟友关系、在亚太与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等国家的双边同盟。此外，美国还有情报共享的“五眼联盟”。这些联盟体系是美国霸权的重要支撑。然而，特朗普政府的当前政策表明，价值观已经居于次位，“美国梦”也变得渐行渐远。这些都严重影响了美国的软实力，进而影响其主导国际事务的号召力和吸引力，最终影响其领导力和霸权地位。
以华为事件为例，美国的技术霸权已经明显在盟友体系中导致了一些裂痕。英国是美国的第一盟友，也是其情报伙伴。英国广播公司（BBC）称，在2019年6月初，美方以可能中断情报合作相威胁，施压英国将封杀中国华为列入议事日程。但英国《泰晤士报》援引一名英国官员的话说，英国原首相特雷莎·梅（Theresa May）坚持华为参与建设英国5G网络不会威胁英美情报分享。另据英国《每日电讯报》网站报道，英国最大的独立微芯片公司戴乐格半导体公司CEO表示，如果技术贸易战升级，电子行业将别无选择，只能同中国一起对抗美国，因为“所有元件都在中国和亚洲制造”。德国也是美国在欧洲的重要盟友。德国从一开始就没有把华为排除出5G基础设施建设，而是将其和满足安全规定挂钩。从英国和德国情况可以窥见大西洋两岸的裂隙在加大。欧洲和美国在中国挑战面前陷入一种“破坏性分歧”，而特朗普的最新举动可能让美国走上一条连欧洲的铁杆强硬派都难以接受的道路，从而加速欧洲与美国的分歧。
同样，在亚洲，美国也与盟友之间产生了意见分歧。面对美国政府的持续施压，韩国主要IT企业表示“无法接受”共同抵制华为，明确表态将继续与华为合作。特朗普政府多项涉及太阳能光伏电池及组件、大型洗衣机、钢铁和铝等产品的部分贸易调查也曾激起欧盟、日本、韩国盟友的抗议。2018年7月17日，日本和欧洲还撇开美国达成自贸协定，正式签署《经济伙伴关系协定》（EPA），并已于2019年2月1日生效，这表明双方作出了抵制保护主义诱惑的区别于美国的明确选择。
从技术霸权角度看，美国的联盟体系弱化至少有如下三个方面原因。一是多样化文化中的战略思维和认知差异。在欧洲人看来，白宫对与中国打交道有一种误入歧途的零和思维。正如美国国务院亚太事务原高级官员埃文·费根鲍姆（Evan A. Feigenbaum）所指出的，特朗普政府中有人把中国视为一种“生存威胁”，但大多数欧洲人都不会认同该立场。事实上，在全球大变革时代，这种思维已经过时。二是技术霸权导致原先盟友体系共同的价值观基础弱化。美国参议员约翰·麦凯恩（John McCain）曾感叹，美国正在背离70多年以来形成的美欧等西方联盟的共同思想基础——普世价值。三是全球大变革时代的多样化目标和利益分层。不论特朗普是否连任，今后跨大西洋伙伴关系都可能因为没有共同的目标而变得更加困难。对于大多数国家而言，经济利益和安全利益都存在分层，需要进行综合权衡。虽然会受到来自美国的压力，许多对成本更敏感的国家可能会选择使用中国设备。一些英国官员意识到，针对特朗普政府对华为的禁令，他们必须慎重决策，因为没人想将自己排除在中国不断增长的经济影响力之外，何况没有证据显示华为设备存在秘密“后门”。所以，英国电信运营商巨头EE在5G供应商的选择上也毫不犹豫选择了中国华为5G，因为从技术、设备以及成本等方面而言，华为5G是最优的选择。同样，对于韩国IT企业而言，之所以无法听从美国，是因为他们在中国有巨大的利益，而且他们和华为之间有紧密的零件供应合作。正如傅立民所指出的，第三方国家公开拒绝和美国一道反对深化与中国的经济关系，因为它们想要的是中国提供的资本、技术和市场开放。当然，也正是基于多样化文化和不同的利益分层，有些盟友的做法也是有选择性的。例如，在知识产权问题上，欧盟表达了对美国的支持，曾单独就所谓中国技术转让问题提起诉讼（“中国技术转让措施方案”）。但是在“301调查”上，欧盟并未妥协于美国的压力。
结 语
综上所述，美国的技术霸权是由国会、国务院、财政部、商务部、司法部等多部门联动发起的全政府战略，美国正在动用整个美国国家机器阻碍和打压新兴国家在技术方面的进步。具体的技术霸权手段如美国的贸易代表办公室和商务部推动的贸易保护和技术壁垒策略、财政部和司法部推动的经济制裁和司法干预策略、美中经济安全审查委员会和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等多机制推动的限制交流与技术封锁策略、国务院牵头的以《瓦森纳协定》为代表的政策胁迫与技术联盟策略等。然而，全球大变革时代的技术霸权不仅无法顺利达到压制竞争对手的目的，而且会对自己造成巨大伤害，如竞争力下降、供应链扭曲、软实力滑坡和联盟体系弱化，并进而弱化超级权力和霸权地位。
美国的技术霸权有多方面的形成原因。一是制度惯性。技术垄断已成为发达国家基本方针政策，某种程度上已明显地上升为国家意志。技术霸权是霸权国本能的不自觉的固化思维，而这种思维一方面，是因为美国在权力和影响力下降的新现实面前不愿调整心态，即仍然保持对于世界霸权的迷恋（hegemonic nostalgia）心态，美国总统特朗普所呼吁的“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口号就反映了这种心态；另一方面，这种思维还来自于美国对国家关系的基本认知，即敌对式共存认知。“特朗普政府官员从未提出过美国和中国在世界上共存的愿景”，而这是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缺乏战略清晰度的一个关键原因。二是美国国内各部门利益的博弈。参与美国技术霸权战略的部门很多，各个部门都有自己的利益，有的是希望借助技术霸权策略提升自己的能见度和影响力，有的是为了附和美国国内的舆论形势和制度惯性而避免批评，当然也有的可能就是出于偏执的国家安全理念。三是当政者个人性格和处事风格影响。相比之前的政府，特朗普政府时期的技术霸权倾向更加明确，这和特朗普的个人性格和商人本质分不开。同时，为实现自己的选举承诺，重振制造业，对华施压也是其优先选择。
除了上述原因外，美国的技术霸权还源自其历史文化。在波斯曼（Neil Postman）看来，“美国文化是唯一的技术垄断文化”，美国是“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完全生活在被20世纪的技术控制下的文化中的国家”。原因是多方面的：第一，移民国家的非均质文化和国民性使得美国人一直保持着对科学和技术的好奇和创造力，从而对新技术有自发的亲近感。第二，新技术推进经济成功发展的历史使得得美国人更执着于对新技术的追求。第三，技术带给美国人的舒适和便捷推动了美国人对技术的狂热崇拜。第四，美国人的信念体系在不断发展的技术面前逐渐失色，而技术则成为了替代信念体系的东西。在波斯曼看来，人们“只剩下一个可以相信的东西‘技术’”。技术霸权思想正是诞生于这样的信念体系和文化。
全球大变局时代，技术霸权已经不适应时代发展。与冷战时期不同，当前全球大变革时代的中美都无法从世界经济和金融体系中独立出来，中国不仅是西方最重要的消费市场之一，更是复杂的国际供应链的一部分，中美两者无法分割。在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的背景下，技术霸权不仅难以达至增强霸权的初衷，而且可能损害作为霸权基础的超级权力。技术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强大力量，但是这一作用是发生在开放的基础上。当前的霸权国地位是在开放中形成的，其超级权力也是在技术、市场和资金的开放过程中形成的，来源于科学家的合作、市场投资和全球社会的支持。而对于战略技术，更是必须通过共享和合作才能达至兼容并蓄，从而为全人类服务。因此，大国应约束自己的这种本能的、不自觉的技术霸权思维和冲动，相互包容，继续在科技和教育方面保持开放和合作，共同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
文章来源：《学术前沿》2019年7月下
《大变局时代的技术霸权与“超级权力”悖论》
作者：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教授 蔡翠红
原文责编：肖晗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