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时报：您曾经是邓小平先生的译员。“中国的话语权”一词，您认为怎样才能恰当地译为英文？
张维为：我建议译为“中国话语”(Chinese discoures)或者“中国叙事” (Chinese narratives)，或者在某些情况下，也可以译为“中国的政治叙事”(Chinese political narratives)。这也意味着，中国话语在世界上应有一席之地。
纽约时报：为什么“中国话语”如此重要？
张维为：话语对于任何国家而言，都很重要，特别是对于中国这样一个超大型、快速变化的大国。中国崛起具有全球意义，也引发了不少问题和疑虑。在我看来，中国必须直面这些问题和疑虑，对自己的人民，对整个世界清晰而自信地解释和表述自己。这就不仅在内容上，也在形式上，对新的话语提出了要求。
中国拥有自己独特的官方话语，包括党的理论和外交政策的声明等。不过，这些话语对外国人，甚至是一部分中国人来说，还不是很好懂。理解这些话语，需要拥有对中国政治背景的知识。例如，对中国自身发展来说，对统一党内思想来说，“科学发展观”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概念。不过这个概念外国人不容易理解。
自习近平执政以来，他号召共产党要改变文风和会风。他自己以身作则，与群众交流时采取了更为直接和活泼的方式。
纽约时报：拿什么来建立这种话语呢？
张维为：就中国而言，为建立这种新话语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条件业已成熟。对这种话语，已经产生了明确且不断增长的需求。中国崛起已经到了今天这个地步，中国已经不能回避来自外部和内部的任何疑问。中国人和外国人都同样希望更好地理解，中国已经做了什么，正在做什么，未来将会做什么。用经济学的行话来说，只要有需求，就会有供给，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纽约时报：您的中国发展模式研究中心的工作有哪些？
张维为：我们特别关注中国发展模式和经济模式。
在2011年与弗朗西斯·福山（斯坦福大学政治学教授、《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作者）的一场辩论中，我告诉他，我们确实在质疑很多西方人当做不言自明的假设，例如什么是真正的民主，什么是真正的良政。我们也同样质疑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质疑其对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秩序的看法。
我举个例子，好让你更好地了解我是怎么看中国模式的。
在政治领域，中国建立了一套或许可以被称作“选拔＋选举”的“选贤任能”模式。这种模式可以与西方纯粹依赖选举的模式进行竞争。
经济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上是一种混合型经济：看得见的手与看不见的手混合，政府调控与市场力量的混合。自1994年中国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观念以来，中国是主要经济体中唯一没有经历金融危机、债务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国家。尽管中国模式并非十全十美，但仅仅是上述成功，就足够证明中国模式的信誉。
在社会领域中，中国模式是社会与国家之间高度的良性互动，这与西方的社会对抗国家模式不同。如今的中国社会极为活跃，但同时总体秩序良好。
纽约时报：您最近说过，“我们可以学一点普京”（俄罗斯总统）。您这句话的意思是？
张维为：无论是讨厌还是喜爱，普京和他的团队与西方在很多议题上展开辩论。中国也必须在多种议题上与西方批评者展开辩论。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就必须建构全面、透彻、有力和国际的话语。
“全面”，就意味着，中国话语必须能够解释中国的成就、问题及未来。
“透彻”意味着它可以清晰和透彻地阐释中国事务。
“有力”指的是可以与别人进行有意义的对话和辩论。
“国际”，即一种让外国人能够理解的中国话语。
纽约时报：您曾经说过，中国近现代史可以被分为三个部分：解决“挨打”（1949年建国）、“挨饿”（改革开放）和今天的“挨骂”（来自外国人的）三个问题。您在哪里看到了这类“挨骂”？
张维为：看看西方媒体，如BBC或者CNN对中国的新闻报道。比起中国媒体对西方的报道，他们的意识形态色彩至少要强10倍。
他们的意识形态偏见是如此之强，以至于让我想起了文革期间中国媒体对西方的报道。只要一提及西方，总是要加上个“资本主义”。如今，只要西方媒体提起中国，他们总要加上意识形态上词汇，如“共产党”、“极权”或者“独裁”。他们展示天安门广场的图片，总要在其中放上警察，以表现中国是个压迫式的警察国家。
这类西方宣传不能准确地介绍一个真实的中国，也导致了对中国的一再误判。我认为西方应该克服了自己意识形态上的紧箍咒，摆脱自己的意识形态偏见，重新正视这个快速发展的国家。不过，另一方面，我们对此也无能为力，其实，我们也不在乎，因为我们对这种不良而荒谬的报道，对这些可悲的错误预测已经习以为常。让他们继续在黑暗中徘徊吧。
我在西方生活过20多年（张维为曾获日内瓦大学国际关系学博士学位并在牛津大学做访问学者），我真的认为，有必要唤醒一下西方：学会客观地看待中国并了解大部分中国人是如何看待自己国家的。在我与福山2011年的辩论中，我对他提及，西方对待中国的方式，就让我想起马戛尔尼（在试图打开中国市场方面，他在这次访问中一败涂地）1793年访问中国的场景。当时的清朝皇帝乾隆，向马戛尔尼展示了中国版的“历史终结”论，或者说“我们最棒，你一无是处”。当然，在展现了如此的文化傲慢后，历史已经见证中国后来的急剧衰落。如今，这一命运似乎降临到了西方头上。
纽约时报：邓小平曾经有一个著名的说法“韬光养晦”。如果说中国正准备找回自己的声音、自己的叙事，是不是意味着那些日子已经过去？
张维为：邓小平确实说过，中国应当“韬光养晦”，并专注于自己的现代化进程。不过，邓小平表述这个观点的背后，是一种自信：即中国走在历史正确的道路上。而他观点的这一重要部分在此后对其阐释中，不知道为什么被忽视了。韬光养晦是基于自信的韬光养晦。在此立场下，中国核心利益必须得到尊重。这同样也是邓小平的想法。
随着中国的崛起，习近平在一些关键性事务中，正从战略模糊走向战略清晰。这是基于自信，同样也反映了一种中国内部达成的新共识。在这一共识下，随着中国崛起，中国必须更为积极地参与战略和外交事务。事实上，许多国家，包括西方主要国家在内，都曾表达过这一愿望：他们希望中国能够承担更多国际责任并提供更多国际公共产品。
纽约时报：美国误解中国了吗？那么欧洲呢？
张维为：美国和欧洲都经常误解中国，特别是他们主流媒体对中国的报道和预测。区别在于，大部分欧洲国家似乎更能接受中国崛起并且更多地视之为一种双赢的机会。不过，美国仍然很大程度上处在零和游戏的状态中，并对中国充满疑虑甚至是敌意。我对美国的忠告也是：美国应该以双赢的视角来看待中国崛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