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青年副研究员 王广涛
日本近来在对外防卫合作方面动作频频。最新消息称，日英两国政府明年将联合开发搭载于战斗机上的新型空对空导弹。日本还计划引进“陆基宙斯盾”反导系统。日本这些动向背后有何意图？本期论坛特请专家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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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英合作研发空空导弹
不仅自用还要谋求出口
问：日媒称，日本、英国两国政府2018年度将联合开发搭载于战斗机上的新型空对空导弹。这是日本首次与除盟国美国以外的国家联合开发攻击型武器。如何看待这一变化？
答：日本与美国以外的西方国家开展武器装备研发的计划由来已久，但是受到自身制度的掣肘以及日美军事同盟的约束，一直没能实现。2014年4月，日本政府用“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代替“武器出口三原则”，标志着日本在武器合作研发和出口领域相关政策的重大转折。
与“武器出口三原则”相比，“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的最大不同之处就是过去那些被政府视为例外的事项（比如武器技术研发合作、武器出口等）如今都获得了解禁。英国被日本视为除美国以外最重要的伙伴国家，有“准同盟国”之称。因此，日本与英国开展新型空空导弹的合作研究对日本而言具有十分重要的象征性意义。
在武器出口获得解禁的前提下，政府间武器研发合作其实是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的具体应用。日本同英国的空空导弹研发合作早在2014年就已经进入了合作研究的论证阶段，这也是日本政府首次基于“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并经“国家安全保障会议”审议通过的合作研究。经过近三年的论证与合作研究，日英两国政府预计将于12月14日在伦敦举行的防卫·外务大臣“2+2”会议上进行磋商，并极有可能进入实际生产和应用领域。
日本此举有两个方面的动向值得注意。第一，日本将武器研发的重点向导弹部门转移。导弹的射程和精确度是两个最重要的参考指标，日本产空空导弹“AAM-4”（又称为99式空空导弹）命中率相对较高，但是射程大概只有100千米。英国联合其他欧洲六国生产的“流星导弹”射程可达200千米，但是命中率欠佳。日本选择同英国开展技术合作、生产高标准导弹可以实现强强联合和技术上互补。同时，日本已经订购美国的F-35战斗机，预计2019年开始服役。但是上述日本产“AAM-4”导弹由于口径较大，不适合搭载在F-35战斗机上，这也客观上迫使日本政府需要研发更加适合装载在F-35战斗机上的新型导弹。
日本积极研发这种中程空空导弹的意图十分明显。“中程”意在表明给日本带来威胁的国家都来自日本的近邻，其中对抗中国的成分尤其浓厚，日本对导弹的射程和命中率要求很高，不难想象其希望可以在东海地区以及相关海域实现威慑中国的意图。特别是F-35战斗机服役之后，这种威胁对中国而言可能更具现实性。
第二，日本的目的不仅仅是自用，还要实现武器的出口。过去日本一直都是从美国订购武器，武器装备费用高昂且美国又不愿意将高精尖技术转让。在“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框架下，武器研发合作只是一个突破口，武器出口才是日本政府的最终目的。
以这次日英空空导弹合作为例，三菱重工是日本方面重点牵头的公司，当进入量产之后，三菱重工可以将其搭载到自己生产的战斗机（比如F-2），实现一体化销售。另外，可以搭载这种导弹的F-35战斗机在全球范围内颇受欢迎，那么意味着该导弹的销售渠道将会扩大到世界上的主要国家。从武器出口、获取经济效益的角度来看，日英合作研发的这种空空导弹对日本而言也是一个新鲜的尝试。
当然，日本同其他国家的武器研发合作目前只是开始阶段，未来可能还会有其他的形式和内容，但是防卫装备政策的变化却是从本次研发合作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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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进“陆基宙斯盾”系统
日本国内仍有不同声音
问：日本政府消息人士近日透露，已开始协调引进“陆基宙斯盾”反导系统一事，最快12月中旬做出决定。此举将产生怎样影响？
答：安倍执政的这几年，在军事安全领域突破了很多限制，强军路线得以贯彻实施。在此大背景下部署“陆基宙斯盾”反导系统具有制度上的保障。同时，由于朝鲜试射的导弹主要落入日本海域或越过日本本土落入太平洋海域，来自朝鲜导弹的现实威胁也给部署“陆基宙斯盾”反导系统提供了理由。
日前日本政府已经就引进两套“陆基宙斯盾”反导系统达成意向。选址让日本政府破费脑筋，最终将地址定在位于西日本的山口县萩市以及位于东日本的秋田县秋田市的陆上自卫队基地。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野寺五典计划明年初将访问美国，实地考察“陆基宙斯盾”反导系统。而日本防卫省同时也把购买该系统的相关费用纳入到明年度的防卫预算中。
“陆基宙斯盾”反导系统是日本针对外来导弹威胁而部署的第三层反导系统。第一层反导系统来自海上自卫队配置的“海基宙斯盾”反导系统，该系统搭载“标准3”导弹，大约可在500千米外层高空对导弹进行有效拦截，该系统要求军舰要在正确的位置和时间点迎击导弹威胁，所以机动性较差；第二层反导系统是“爱国者-3”地对空导弹，该系统可以对“宙斯盾”反导系统拦截失败的导弹在近地几十千米的位置进行近距离拦截。“陆基宙斯盾”系统作为第三层反导系统，优势在于拦截范围更广泛，配合“海基宙斯盾”系统可以基本实现对日本领土的完全覆盖。
针对陆上反导系统的部署，日本国内也有不同声音。代表性的争论集中在“萨德”和“陆基宙斯盾”两个系统上。日本不是没有人主张部署“萨德”，比如前防卫大臣稻田朋美年初也曾专门考察过“萨德”。考虑到“萨德”系统在当前东北亚区域局势中的敏感性，特别是中韩两国围绕“萨德”部署所引起的争端，日本随后也减少了部署“萨德”的呼声。
当然，更重要的还是日本政府的现实考量。日本在地理位置以及地理面积上不同于韩国，由诸多列岛组成的日本国土狭长，如果部署“萨德”至少需要六套系统才能满足完全覆盖领土的需求。而部署“陆基宙斯盾”只需要两套。更重要的是，对于财政日趋拮据的日本政府而言，每套“萨德”的费用高达1000亿日元，而“陆基宙斯盾”为800亿日元。经济实用可能是促使日本政府选择“陆基宙斯盾”的重要考量。
日本部署“陆基宙斯盾”系统固然有迎击朝鲜导弹威胁的意图，同时还应该注意到，日本“海基宙斯盾”系统现在使用的“标准3”型导弹的拦截半径为1200千米，对来自朝鲜的导弹可以实现有效拦截。而计划引进的新一代导弹拦截半径可达2000千米，拦截范围越过朝鲜半岛深入中国东北以及华东腹地，同时也对俄罗斯远东地区构成了事实上的威胁。
从日本这一连串的动作，不难看出，朝鲜的导弹威胁确实给日本加强反导系统部署提供了恰当的理由，但日本的战略意图绝不止于此。如何更好地遏制中国军队的活动空间，增强其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感或许才是日本的真实目的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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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倍一再突破防卫约束
背后有政经多方面企图
问：从二战后至今，日本的防卫政策经历了怎样的调整？安倍现政权的有关政策有何特点和趋势？
答：战后日本防卫政策的调整基本呈线性发展的逻辑。随着日本经济的复兴，总体上一直都在向着强军的路线发展，但是其防卫政策也比较容易受到国内外环境的影响。日本的防卫政策需要从防卫产业政策和安全保障政策两个领域来理解。
日本受和平宪法的制度约束，不得保有军队、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但日本的军工技术却没有因此泯灭。战后随着大财阀的解散，拥有军舰、航空机制造等技术的大公司迅速向普通民间企业转型，这些军工技术也开始向民用方向发展。特别是朝鲜战争爆发而导致的美国军事订单给低迷不振的日本企业提供了第一桶金。日本前首相吉田茂提出的“重经济、轻军事、小规模、轻武装”的“吉田主义”是指导冷战时期日本安全保障政策的基本纲领。在此纲领下，日本政府制定了一系列对自身军事安全具有约束性的制度安排。比如1970年佐藤荣作首相提出的“无核三原则”，1976年三木武夫内阁期间确定的“武器出口三原则”，以及防卫费用不超过国民生产总值1%的预算限制。
冷战后，日本政治经济也面临了巨大的挑战，直接促进了日本防卫政策的变化。首先是日本泡沫经济的崩溃。日本产业界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军工部门开始积极游说政府放开武器生产、制造以及出口的限制，以求通过军用部门的生产来补足民用部门生产的低迷。军事大国化不再只是口号，开始具有实质性意义。日本自卫队开始有条件地向海外派兵、日本的ODA更加具有战略性和军事性、日本的武器出口更加积极、关于修改宪法第九条的讨论已不再是空谈，种种都表明日本安全政策的大跃进。
安倍政权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逐步打破冷战期间日本安全政策的一系列约束。比如，他第一次执政时的2007年实现了将防卫厅向防卫省的升格。2012年第二次问鼎首相之后，在2013年设置了“国家安全保障会议”，通过了“特定秘密保护法案”；2014年又放弃“武器出口三原则”，通过“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2015年又通过了“新安保法案”，并在防卫省下设“防卫装备厅”，主要负责防卫装备的订购与协调。
安倍政权的这一系列举动，不仅可以从他个人的保守思想来解释，同时也需要从日本国内经济领域来解释。防卫政策的各种突破是安倍本人追求政治军事大国化的一系列体现，同时是“安倍经济学”的药方之一。即通过加强新式武器的研发与生产，发展军民两用产品，促进日本GDP的实质增加。所以，通过与欧美等国军工集团的合作获取更高端的军事技术、利用自身在军工生产领域的技术优势积极发展防卫产业、通过军工产品的对外出口获取经济效益是安倍政权在防卫政策领域的三大支柱。考虑到日本经济长期低迷以及安倍对军事大国化的执着追求，未来日本在防卫政策上的进一步突破也在意料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