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国内反恐能力建设固然重要，但如果不能斩断国内恐怖主义势力的国际触角，也难以防止恐怖主义的死灰复燃。
近来，中国境内连续发生几起暴力恐怖事件，恐怖主义的根源从何而来，引起很多热议。恐怖主义是世界性问题，但是否会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关键看其外部环境。若无外部世界在政治、经济、技能和舆论等方面的支持，恐怖组织往往支撑不下去，更难以滋生蔓延。
国际环境的变化是中国恐怖主义威胁短期恶化的重要因素，其背后有三种“效应”作用。首先是世界恐怖主义浪潮的外溢效应。美国国务院2013年度《恐怖主义国别报告》显示，世界遭受恐怖袭击次数最多的6个国家中，中国周边就有5个，分别为第二至第六名的巴基斯坦、阿富汗、印度、泰国和菲律宾，它们在2013年发生了4600多起恐怖事件，占同期世界恐怖事件总量的近一半。中国虽然安全形势相对较好，但也难以独善其身。
其次是美国反恐战略调整的转移效应。随着美国把战略重点从反恐向传统安全方面调整，在伊拉克和阿富汗进行的两场战争以及阿拉伯世界动荡中滋生出的新一代恐怖主义势力，逐渐把目标扩大到美国以外。这与当年苏联从阿富汗撤军以后，“圣战”分子在世界范围内扩散颇为相似。
再次是中国崛起与各类反华势力的冲突效应。中国等新兴国家的崛起、西方国家的相对衰落以及宗教极端主义的蔓延，是当代世界三大引人注目的事件。西方在意识形态领域从不放弃对中国的渗透，而宗教极端主义对中国的渗透，则把一些认同薄弱的人拉向极端主义甚至是恐怖主义一边。两者间构成事实上的共谋关系。反映在“东突”问题上，就是打着民主和人权旗号的政治活动组织，与打着宗教极端主义旗号的恐怖极端组织相互呼应。
在这种情况下，加强国内反恐能力建设固然重要，但如果不能斩断国内恐怖主义势力的国际触角，不能断绝其在意识形态、资金和活动技能等方面的国际来源，也很难防止恐怖主义的一次次死灰复燃。
打击恐怖主义，中国也需“内病外治”。
第一，要建立、巩固国际反恐合作机制。上合组织已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国际反恐合作的一个典范。继续推动地区反恐机制建设，还可考虑推动成立亚洲反恐合作机制或相关论坛，为各国在反恐领域的合作、交流与政策协调提供更大平台，增强亚洲反恐共识。
第二，要增大反恐事务在对外决策过程中的权重。中国虽不需像美国那样以反恐划线，但对一些肆无忌惮支持反华恐怖主义势力的境外组织，有必要做出警示性甚至是惩罚性反应，准备一套综合反制措施。
第三，积极依托国际合作争取反恐战略主动。很多反华恐怖组织的思想来源、领导核心、培训基地和政治庇护组织都活动在国外，在国内活动的往往是一些小鱼小虾，是一些外围成员。因此，必须更积极参与国际反恐合作，掌握反恐战略主动权。这样，即使不能清除反华恐怖主义势力的海外基础，也可削弱其安全感和战略自由度，提高相关国家的反恐积极性，逐步争取在源头上解决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