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5月11日，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研究中心（简称“中国周边中心”）举办2019年校庆报告会暨复旦大学传世之作项目《中国周边外交七十年史（1949—2019）》第二次学术报告会。与会专家学者来自复旦大学、武汉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苏州科技大学、青岛科技大学、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和世界知识出版社。
复旦大学特聘教授石源华做了题为“《新中国周边外交史研究》编撰思路和创新意义”的发言。石源华详细介绍了《新中国周边外交史研究》的学术价值和理论价值、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框架设计和基本内容，并指出该著作研究的创新之处主要有六个方面：一是运用“大周边”概念，进一步扩大周边外交研究的地理范围；二是注重对新中国历代领导人的周边外交思想进行比较；三是考察和研究中国周边外交“首要”战略定位的形成和发展；四是提出和分析新中国周边外交变迁的七个阶段，探讨和研究中国周边外交理论和实践的得失，论证新时期中国周边外交的特点；五是在研究思路和内容上改变偏重大国研究的传统倾向，努力全面反映中国周边外交七十年的全貌；六是构建“中国周边学”的新话语体系，推助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宏伟目标。石源华将该著作的宗旨总结为：立足解决百年未有大变局和正确制定周边外交战略和政策的整体角度，回顾和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七十年的中国周边外交史，对新中国周边外交的历史、现状、理论、热点、战略、政策诸方面的重要问题进行反思与探索，进一步深化对于周边外交史的研究，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学术意义和理论意义。
中国周边中心祁怀高副研究员做了题为“新中国70年周边多边外交的历程、成就与挑战”的发言。他把新中国周边多边外交的历程分为四个阶段：艰难起步阶段（1949-1971年）、调整适应阶段（1971-1991年）、积极参与阶段（1991-2013年）和引领倡导阶段（2013年至今）。70年来，中国周边多边外交形成了三方面的特点和经验：一是经济发展导向；二是保持开放包容；三是注重改革完善规则。祁怀高也指出，中国要正视当前周边多边外交面临的四方面挑战，积极思考应对方略。一是针对美国双边同盟体系与中国多边合作体系之间的张力，中美要努力推进两种体系的兼容共存。二是针对亚洲地区多边机制的竞争与整合难题，中国要积极提出自己的亚洲区域多边制度构想。三是针对亚洲多边合作体系的领导权竞争，中国与相关行为者可探讨东盟机制下的多元领导模式。四是针对缺乏代表性和包容性的亚洲地区安全机制，中国可以亚信为基础框架来推动构建未来亚洲地区安全机制。展望未来，中国将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背景下更加积极地开展周边多边外交。
中国周边中心薛松助理研究员做了题为“新中国70年中国形象在印度尼西亚社会中的变迁”的发言。中印尼建交69周年来，中国在印尼社会中的形象一直处于变化中。概括起来，中国在印尼社会中有四种形象。第一，中国形象与对印尼华人的刻板印象经常混淆，相互影响。第二，中国被视为共产主义国家，与印尼的反共历史联系起来。第三，中国被视为潜在的安全威胁。第四，中国的经济发展成就和反腐成就广受好评。薛松认为，中国在印尼的形象，与其说反映了中国对外政策的后果或中印尼交往中的问题，不如说是印尼对自己的历史和国内问题没有做好社会和解和反思工作，如印尼社会对共产主义的惧怕、对华人的负面刻板印象。薛松表示，扩展两国民间外交、二轨外交思路将有助于改善中国在印尼社会中的形象。
武汉大学中国边界与海洋研究院关培凤教授就七十年来中国的对印外交做了发言。她将1950年中印建交以来关系的发展划分为五个阶段：缔结“兄弟”情谊期（1950-1959年）、走向冲突对峙期（1959-1969年）、解冻冷淡期（1969-1988年）、睦邻友好发展期（1988-2000年）和持续突破期（2000年至今）。两国建交以来，中国对印外交在总体上坚持“友邻”和“伙伴”的基本定位，也经历了从虚到实、从被动回应到主动谋划、从政治外交为主到多领域并举的转变。新时代中国对印外交在理念上进行创新，以“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协调和合作”的大国外交理念为指导，并在双边、地区、全球层面提升对印外交定位。在对印外交新理念的指导下，中印两国已通过开展首脑外交、经贸往来和人文交流取得一系列实践成果。在未来双边关系发展中，中国既要保持战略定力，推动中印关系稳定发展，也要在双边敏感、争议性问题上保持警惕并做好应对预案。
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赵卫华教授就七十年来中国的东南亚区域外交做了发言。他将新中国的东南亚区域外交划分为三个历史阶段：冷战时期（1949-1991年）、中国加速崛起时期（1991年到中共十八大）和新时期（中共十八大至今）。赵卫华指出，七十年来中国对东南亚区域外交在不同阶段均取得许多成就，中共十八大以来，“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使得中国在东南亚地区已初具政治经济议程设置权，但中国尚处将强而未强阶段，面临着域外大国对华的遏制和挑战。为尽量避免对东南亚外交中不必要的失误，中国可通过加强对东南亚国家的认知、明确区分战略利益和经济利益、适度提供区域安全产品以及合理考量战略利弊等方式做好对东南亚的外交，为中华民族的崛起和民族复兴创造更为顺利的周边环境。
世界知识出版社汪琴副社长、曾伏华编审，苏州科技大学祝曙光教授，青岛科技大学石建国教授等参加了报告会的讨论。报告会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钟飞腾研究员主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