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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复宣酒店用餐期时，张维为阐述了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国为何会成功，继而推翻西方唱衰者对中国的悲观预期。张维为有关政治经济发展的“中国模式”理论，影响了中国高层领导人。作为复旦大学的政治学教授，57岁的他更多的是引用孔子的理论和统计数据，而非马克思的话来阐述自己的观点。但在矛盾的事情俯拾皆是的中国，大家觉得这很正常。
我们吃得很快，因为张维为要在“中国话语高端论坛”上发表演讲，这是他在复旦大学组织的一个系列讲座。经济学家史正富将承担一项艰巨的任务，为中国从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以来，令人眼花缭乱的发展，建构一套连贯的叙事。张维为说，这些讲座是（用中国话语）讲述中国自己的故事，有助于反驳外国对中国的“误读和谩骂”。
在餐厅包间里简单用餐时，张维为引用了数字，谈到了中国自己对好政府的构想。中国的规模意味着，以个人权利为出发点的“西方式”自由行不通。“中国是一个超大型的国家、超大型的社会，说超大，首先是人口的规模，中国人口大约相当于100个欧洲国家之和，”他说。“那么，怎么来处理中国的问题呢？”“比如，一个是只有60个学生的小学，一个是像复旦这样有2万名学生的大学。两者都是学校，但管理的方法完全不同。你要处理个案，但你一定要重视规模，这才能使社会更好地发展，”他接着说，一切都走法律途径，那就要有足够的律师，但我们没有，“所以我们也用其他办法来解决问题，包括必要的行政干预或政治干预。”
饭后，我们赶着去参加演讲。我提到了800年前，英格兰国王约翰(King John)在叛乱贵族的压力下接受了《大宪章》(Magna Carta)。张维为答到，“中国人考虑过这样的问题，这也是历代领导者的基本构想：如孔子所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换言之，自我维系的要求可以产生好政府。
“我认为这么多西方人和西方媒体指责我们，主要是意识形态原因。但中国共产党不是苏联式的共产党。我们受够了，”他皱着眉头说。在演讲现场，坐在我旁边的是一个20岁的经济学本科生，叫查尔斯·刘(Charles Liu)。他说自己来这里，这是个难得的机会，可以听到中国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的分析。“我和很多同学都对中国在经济改革上取得的巨大成功感到自豪，我们想了解中国取得成功的原因”。他还表示，主流经济理论大多来自西方经济学家，“但他们并不真正地了解中国”。
在政治上，他认同张维为的观点。美国的民主被富有的利益集团绑架，正走向失败。他接着表示，中国对选贤任能的治理方式很有经验，这不同于民主，这是（中国的）一个很大的优势。但他也没有引用马克思，而是引用中国的传统，还赞扬唐宋。
拥护共产党的人频频强调中国传统，而非用马克思的话来解释好政府，这一点令我吃惊。那次活动结束几天后，我改变了主意，我让张维为谈谈马克思。我让他评论一下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的一段话，那是令人着迷的描述，“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共产主义的创始人似乎是在说，个人的自由是必不可少的，威权主义者能解释这个问题吗？但张维为对此也有答案。他说，在中国，人们对马克思这段话是这样理解的：“这是在很远的未来才能实现的一个伟大理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