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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德国在乌克兰冲突和平解决进程中展现出的领导力，美国心态复杂。一方面，美国希望德国在乌克兰问题上有所担当；另一方面，又看不惯德国温和的实用主义。
德国先是在制裁俄罗斯的问题上犹豫不决，之后反对乌克兰加入北约；在美国失去耐心、准备出手干预时，德国又明确表示反对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公开对美国的军事解决方案说不。一年之前，美国积极推动德国对外政策角色调整的讨论，主要是针对德国在叙利亚和利比亚冲突中采取的军事保守态度，希望德国在军事危机干预行动中超越民事力量的角色定位。
二月，德国总理默克尔在莫斯科、基辅、明斯克、布鲁塞尔和华盛顿之间奔波往返，为寻求乌克兰问题的和平解决展开新一轮的外交斡旋。奥巴马顶住国内的压力，承诺再给默克尔一些时间进行新的尝试，同时保留向基辅提供武器的选项。默克尔指出，与俄罗斯打交道需要耐心，但是美国鹰派对于默克尔小步前进的战略早已失去了耐心：共和党人麦凯恩批评默克尔在乌克兰问题上没有概念，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纽约会晤伦敦市长时，也批评欧洲在与普京交往时过于懦弱。
德国追求成为国际事务中的“领导力量”，更多的是一种选择性的领导，时而参与，时而旁观。用德国总统高克的话表述，就是“做我们能做的，做我们必须做的”。外交部长施泰因迈尔的表述更为清晰：问题不在于是否介入，而是选择介入的时间和地点。
欧盟机构在乌克兰问题上的无所作为，为德国承担区域政治的领导角色提供了机遇。乌克兰冲突的发展，彰显欧洲安全体系的漏洞。在政治危机尚未演变成为军事冲突之前，欧洲多次尝试在没有美国的参与下，和平解决问题，但是屡屡受挫。
在冲突的早期阶段，欧洲缺乏相应的协调机制，使冲突各方得以在平等的基础上探讨共同的解决办法。2008年格鲁吉亚南奥塞梯战争之后，当时的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曾提议把俄罗斯纳入欧洲的安全合作框架，最终因为欧洲国家的意见分歧而不了了之。由于缺乏真正意义的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欧盟机构在乌克兰危机中发挥的作用非常有限。基于欧洲中心的地理位置和在外交领域强势介入的传统，德国在乌克兰危机中担当领导角色也是顺势而为。
在寻找和平手段解决危机的问题上，欧洲国家对德国寄予厚望。欧洲人非常清楚，军事解决乌克兰危机的方案在欧亚大陆没有赢家。俄罗斯和欧盟在乌克兰问题上的对峙，不符合双方的利益。许多学者认为，制裁和遏制只能作为短期的危机处理方案，长远来看，还是应该考虑把俄罗斯纳入国际合作体系。此外，在提升国际影响力方面，欧盟也需要倚重俄罗斯来制衡美国。
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德国国防部长范德莱恩以“来自中心的领导”（Führen aus der Mitte／Leadership from the Centre）为题，发表演讲。这个语焉不详的口号令在场的政界和学界大佬为之困惑。美国人要求提供更为准确的英译，德国政治家也抱怨这一概念指向不明。综观默克尔本轮在乌克兰问题上的外交斡旋行动，所谓“来自中心的领导”，更多的是一种来自“中间”的领导：从地缘政治的角度，德国居于欧洲的“中间地带”或是俄美之间的“中间地带”；从国家综合实力的角度，德国是“中间力量”；从对国际事务的看法上，德国寻求“中间道路”。
范德莱恩在阐释德国对外政策的角色定位时，强调德国追求“领导”而非“主导”：在承担全球责任时，要勇于担当，谦卑行事。在介入乌克兰危机的过程中，德国始终坚持欧洲化的德国，避免成为“独行者”。
去年2月，在德国、法国、波兰和俄罗斯的斡旋下，乌克兰的亚努科维奇政府和亲西方的反对派一度达成妥协计划。欧盟内部对于“魏玛三角”的外交实践予以高度评价。在政治危机演变为军事冲突后，因为立场中立的问题，东欧国家被认为不再适合参与后续的谈判，德法合作取代魏玛三角，成为欧盟危机政治的主要推动力。此外，在欧洲和美国之间寻求平衡，维护跨大西洋关系，也是德国担当领导力量的重要参照。在德法俄乌四方会谈之前，默克尔与奥巴马在华盛顿举行会晤，协调德美之间的分歧。默克尔强调，即使在某些议题上意见不同，欧美伙伴关系依然高于其他一切伙伴关系。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去年提出，德国注定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事实上，自从两德统一，德国作为欧洲中心的大国，就注定扮演更为重要的外交政策角色。科尔时代，德国对外政策有两个原则：一、促进欧洲一体化和欧盟东扩；二、加强俄罗斯与欧洲的联系，避免二者之间出现对立的局面。德国现阶段的外交努力，正是基于第二条原则。一年之前，许多欧洲人还无法想象，在一战爆发百年之际，欧洲东部会重新燃起战火。接下来的问题是：在纪念二战胜利七十周年时，欧洲应该如何面对俄罗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