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苏（俄）建交70周年。70年来，中国的俄罗斯—苏联问题研究经历了一个不平凡的历程。几代学人用自己的艰辛努力为中国的俄苏研究做出了卓越贡献，中国对于俄罗斯这样一个世界大国和重要邻国的认识日益深化。
70年来的中国俄苏问题研究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949年到20世纪50年代末。这基本上是中苏“蜜月”的十年，也是中国“全盘苏化”的十年。如果说，这个十年有俄苏问题研究的话，更多的是介绍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各个方面的“伟大成就和方法”，全盘学习苏联的东西。客观而论，这十年的研究更多的是单方面的满腔敬仰和无限热爱，科学的研究相对很少。第二阶段是20世纪60、70年代。随着中苏关系恶化，特别是两国进入十年论战和爆发边界冲突，中国的俄苏研究来了个180度大反转——除了揭批“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全方位威胁之外，对俄国侵华史的研究也全面展开。回头来看，这一时期的研究有偏颇之处，但也是对前十年“全盘苏化”的矫枉过程，从另一个侧面让中国对俄苏有了更加全面、清晰的了解。第三阶段是与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相伴随的。随着中苏关系逐渐正常化以及中国学术研究氛围的日益好转，中国的俄苏研究进入了一个蓬勃发展的时期。40年来，有关俄苏问题的研究机构纷纷成立，研究力量日益壮大，研究成果不断涌现。在历史研究方面，几部重要的俄国史、苏联史、冷战史著作的出版，特别是中苏两国档案的解密以及对其的整理和研究，使中国学术界有了自己关于上述重要问题的历史叙述；在转型研究方面，中国不仅对苏（俄）的改革和转型紧密跟踪，充分借鉴其社会转型的经验教训，还对中俄两国不同的转型路径进行了充分的比较研究，这对更好地推进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发挥了巨大作用。
在肯定成绩的同时，也要看到诸多不足：一是中国的俄苏研究长时间受到政治氛围、意识形态以及中苏关系变化的强烈制约。两国关系好的时候是一片赞歌，两国关系恶化时就全盘否定。就此而言，中国的俄苏研究还缺乏真正的学术精神和健康的学术氛围。二是学科建设相对滞后。尽管有着70年的积淀，但是作为一个综合性的区域国别研究，我们还没有就俄苏问题研究的规律、理论、方法、路径和工具进行过很好的总结。迄今为止，国内还没有专门的有关俄苏研究的理论和方法论论著。三是缺乏宏大的国际视野。往往就俄苏谈俄苏，没有把它置于宏大的全球框架下加以深入研究，这就使我们难以确定其在世界政治、经济、文化、思想体系中的准确位置。与此相关联，中国的俄苏问题研究迄今为止更多还是依赖于俄苏本身的理论、材料和观点，缺乏用“第三只眼睛”观察研究对象的路径，这就导致我们更多吸纳的是研究对象本身的材料、思想和观点。四是缺乏“大历史”的纵深。我们的俄苏研究往往是就事论事，没有将研究对象放在连绵不断的历史长河中加以考察，没有将历史研究与政策研究有机结合起来。实际上，无论是对俄苏本身、还是对中苏（俄）关系的研究，不仅要看苏联解体后这28年、中苏（俄）建交这70年，更要看俄罗斯的千年历史和中俄关系的400年历史。当前，中俄关系正经历着“400年未有之大变局”。在深刻的历史巨变面前，俄罗斯的心理状态如何、将施行怎样的对华战略，不能只听只言片语，更需要从历史长河中加以看待。五是缺乏真正的本体意识。很多学者“俄罗斯情节”过于浓厚，以“非黑即白”的价值判断代替了科学严谨的实证、历史和逻辑分析，凡是俄苏的就是好的，容不得半个“不”字。
未来，中国的俄苏问题研究应放在一个由三维坐标轴组成的立体空间来加以推进。
一是宏大的历史观。俄罗斯千年历史的发展轨迹是怎样的？中俄关系400年，俄罗斯对于中国究竟意味着什么？对于这些问题，要放在长时段的历史周期中进行考察。
二是系统性的世界比较。要把俄罗斯置于整个世界体系的框架下加以思考，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把握它在国际体系中曾经发挥什么作用、现在处于什么样的地位、未来还会发挥怎样的影响。
三是要突出本体意识，以中国的国家利益作为研究俄苏问题的根本出发点。俄罗斯在历史上对中国产生过什么影响、现在经历着怎样的变化、未来又会向哪个方向演进？只有真正把维护和拓展自身国家利益作为起点和归宿，中国俄苏研究才能找准方位，也才会更加符合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目标。
（作者冯玉军为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教授）
文章来源：《世界知识》2019年第21期
